2023年初，我回东北探亲。距离上一次回家，已经是四年。

这次探亲，我妄图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。因为我学识高，见识广，赚钱多。希望给父辈传授我的一些人生经验。

但实际上，是我的父母救了我。他们虽然文化不高，见识不广，挣钱不多。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有智慧。学识的狭隘阻碍了他们把智慧总结成流传的文字或凝练的话语，但这些智慧体现在他们的待人接物中。

我曾经瞧不起儒家文化，觉得它腐朽，压抑自我。把儒家文化内化的母亲，用一言一行，把我对儒家文化的偏见击得粉碎。

我对儒家文化的偏见，来源于它要求每个人“活在别人的期望中”，活在“关系”里。要做一个好父亲，好儿子，好同事，好学生……

我曾认为它压抑个体的追求。刨除掉这些关系，你要为自己追求什么？

母亲浸润在儒家思想里，她活在“别人对她的期望中”。她是一个好闺女，好母亲，好妻子……她无私地爱我，不求任何回报。她说，我姥爷姥姥就是这样对她的，她就这样对孩子。她对我说，你回来最好，要是留在美国的话，也无妨，你开心就行。

母亲也带着些叛逆。她和父亲谈恋爱，得知父亲是离异时，瞒着姥姥姥爷，毅然和父亲结婚。这一瞒就是十几年。

父亲崇尚个人自由，他活在“追求自己的幸福快乐”里。在旁人看来，他显得“离经叛道”，不负责任。不负对子女的责任，对父母的责任，等等。

父母出生在60年代，我出生在90年代。这三十年，也正好是中国经济腾飞的三十年。成长环境的不同，导致了我们有迥异的价值观。这是纵向的代沟。

父母这一辈子没有出过吉林。而我在浙江，香港，美国上学，而今又在美国工作。我接触到的文化，无论是南方文化，还是西方文化，都和传统的中国北方文化有很大不同。生活环境的不同，带来了横向的代沟。

所以，我和父母之间，是有斜向的巨大代沟。我回国的这一周以来，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这种斜向的代沟。

这种斜向的代沟，小到是否要给对方夹菜，大到婚礼的彩礼钱要怎么出。

我和妻子还没筹办婚礼。在关于婚礼彩礼的讨论中，我父亲、母亲和我，有三个不同的观点。

母亲认为，我们是男方，必须要给女方彩礼，并且绝不能少，不能让宋博被丈母娘家看轻。

父亲认为，宋博工作后也没有把工资寄到家里，我也不指望宋博给我养老。不必给宋博和他老婆彩礼，甚至婚礼也可以不办。

我和老婆认为，父母们不需要给我们金钱，因为我们的钱目前够花。甚至我们觉得婚礼繁琐，也可以不办。我认为父母照顾好自己的养老问题就好，不用让我们操心即可。

父亲和母亲已经在多年前离异，目前分别找到了新的伴侣。

我家的情况，是很多个90后中国家庭的缩影。然而它有其特殊性。个人主义、儒家、西方文化，三者交错在一起，它的矛盾应该比其他家庭更大一些。

我先不谈横向的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。只说是什么带来了纵向的，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差异。

我认为，归根到底，是中国近三十年来，经济发展得太快了。

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，生产力发展缓慢。子辈们的生长环境，和父辈们没有什么不同。父辈们总结的人生经验，对子辈们也同样适用。宗族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。生长环境，生活环境的趋同，很难让父辈子辈间产生文化上的代沟。

封建社会里，宗族的势力庞大。宗族扮演了很多如今社会扮演的角色：比如教育，婚嫁，执法……

近三十年来，信息、人口流动通畅。父母和孩子往往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中，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；近三十年来，经济高速发展，父母和孩子有着不同的生长环境。基于父老乡亲这辈子都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所总结出的人生经验，往往就再不适用于孩子了。

父母是爱孩子的，父母想把让他们生活得很好的人生经验，传授给孩子。有时候甚至是强加给孩子。但这些人生经验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的社会了，比如，长辈爱给孩子夹菜。这个习惯来源于物质匮乏的年代。长辈们主动伤害自己，把有限的食物留给孩子，这是爱。但如今，物质极大丰富，长辈们再给孩子们夹菜，孩子会觉得不卫生。父母认为孩子不孝，孩子认为父母腐朽，代沟产生。

其实，如果我们拉高，拉高到万米高空来俯瞰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的话。

我们每个个体都处在一个巨大的漩涡中，这个漩涡是社会的高速发展。在这个漩涡中，我们每个个体都是弱小的，无助的，只能被漩涡推着走。这个漩涡不断冲击着传统中国价值观，宗族式微，孝敬，养老，婚嫁等等这些议题被拿出来不断地被挑战，颠覆，重塑。

此后，我每次跟长辈，平辈，晚辈产生文化冲突时，我就会想起这个漩涡。我们都是无助的，弱小的，我会和与我产生文化冲突的人共情，理解对方的出发点。

我上学时就在想，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代价究竟是什么？

它的一个代价就是：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分崩离析。

回到儒家思想。其实儒家所讲的“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”，是心灵的自主选择。成就了他人，其实也成就了自己。

我不是活在社会对我的期望里，我是自愿地去为别人服务。当我为别人服务时，我是活着的。

二者是统一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