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春节的记忆


童年里,似乎我的大部分春节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。

姥姥家在郊区,拥有一栋平房。前后两屋,中间有院,屋里烧炕,院里养鸡。按照湾区的标准来说,妥妥的土豪。

大年三十

妈妈、大舅、大姨,姥姥的三个子女和家属齐聚姥姥家。那时候感觉姥姥家住得很远。有一年桥坏了,我们三家得坐车,乘船,再坐车才能到她家,像是翻山越岭。如今看来,也就是几站地的距离。

我们三家从大年三十一直待到正月十五。倒不是因为大家有多孝顺,而是因为交通不便,回家还得再翻山越岭;二是因为那时的娱乐设施也少,回自己家还不如聚在一起搓麻。

那阵子,人人都是阿米什人

你能找出我吗?

那时候最开心的就是我们这些孩子了。前后屋的火炕不够用,姥爷把部队的行军床架上。孩子们在床和炕间雀跃着,有一年我们还睡在了衣柜里。

大舅很宠我,有一年问我想吃啥,我说肯德基。那是这个东北小城第一年有肯德基入驻,小孩子们都为之疯狂。电话那头的大舅听不太清,不知道是什么基,于是给我买了个大烧鸡回来,我还因此哭了好久。现实版的啥是佩奇。

这样的过年习惯被科技变迁所打破。各家买了车,回家不过是一脚油门的事儿。子女们步入中年,睡不惯硬火炕,抱怨着。孩子们爱玩电脑游戏,姥姥家又没网,哭闹着。大年初三,爸爸招呼着大家开车回家,一呼百应。姥姥哭了,说怎么这么快就都走了……

鞭炮

你永远不要低估东北小孩儿玩鞭炮的想象力,尤其是一群男生聚在一起的时候。

我哥野,带着我和妹妹一起野。

从小年开始,孩子们就开始囤积“军火”。挂鞭、二踢脚、摔炮、窜天猴,不一而足。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塑料外壳的足球炮,炸起来极响。

中规中矩地放炮已经满足不了孩子们的好奇心。鞭炮炸雪,炸冰,炸瓶盖已是常事儿。最野的一次,我们把二踢脚瞄准公共厕所,射了进去……惊天动地。

姥爷也野,不过姥爷的野更多是粗犷。手持点二踢脚,窜天猴,拿烟点挂鞭,姥爷信手拈来。我知道,东北孩子的野是有传承的。

姥姥姥爷

可乐

小时候物资缺乏,可乐是妥妥的奢侈品,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舍得喝。它对我的吸引力比饺子猪蹄儿还大。

置办年货时,姥爷肯定会买一箱可乐给孩子。孩子们时刻盯着箱子里可乐的存量,生怕有人偷喝或是私藏。孩子们没什么日期的概念,对他们来说,可乐喝完了,这个年也就过完了。

孩子们互相监督,可乐偷喝不来,于是大家一致对外,偷酒喝。白酒不好喝,哥哥就带我们点白酒玩儿。屋内的大人们打着麻将吹着牛,院里的孩子们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白酒旁取暖。

现在想想,那团火应该不便宜。

电视剧

过年那会儿,姥姥家分成了三个活动区域。大屋的大人们打麻将,院里的男孩儿们点鞭炮,小屋的女孩们看电视剧。偶尔厨房也会成为活动区域,当孩子们想偷吃饭菜时。

那时候,还珠格格永远霸占着屏幕,一起的还有唐伯虎点秋香和杨门女将。

打破这个习惯的是智能手机的兴起。每人一个屏幕,看着自己想看的剧,撩着自己喜欢的人。一群孩子聚在电视机前看剧,插广告时就手拉手上厕所的情节已然成为历史。

如今

如今过年,还是一群人聚在一起。只不过不是家人,而是朋友,甚至是陌生人。大家聚在一起,或嬉笑,或高歌,一起倒数,然后作别。短暂的仪式感。

如今的日色不再慢,人生每个阶段也会有不同的人同行,同一个阶段的不同的切面也会有独自的圈子。能让一家子人在同一个屋子里呆十多天的情况,除了过去的春节,也就只剩疫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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